德国人存在五大惧怕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

  德国出现了特别富有的“孤立于社会大众之外的上层阶级”。根据《世界财富报告》统计，德国人中拥有至少150万欧元财富的高净值个人共924000位，约占德国人口的1%。这些人的特点是大都从过去的企业家和开拓者变成了纯粹的“投资者”。另据统计，1970年的社会全部财富的44%掌握在占人口总数的10%的人手中，2011年10%的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德国全部财富的66%，90%的人拥有社会财富的大约34%。约占德国总人口千分之一的80万人拥有社会财富的15%。

  自《国富论》发表以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一直被奉为圭臬，其本人也被不少人视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但实际上，亚当·斯密虽然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人及其思想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的全部，也不能解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代代经济学家共同的思想结晶，除了亚当·斯密，世界上还有哪些经济学大师？德国因其严谨的治学风格，一直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诞生的摇篮。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的努力分不开。

  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在前面的专栏文章中，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本期，我们来一起看看艾哈德卸任总理后德国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目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当年艾哈德所主张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

  （一）德国经济业已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的怪圈：经济稳步的增长低迷乏力，就业越来越困难，就业困难使经济更加低迷乏力。

  有德国学者指出，若无法遏制这种恶性循环，总有一天，德国就有几率会成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德国资深记者胡戈·米勒—弗格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我们的非社会市场经济》中深刻而又尖锐地指出：“一个幽灵在德国游荡——一个经济衰败的幽灵。这个幽灵长着三条腿蹒跚地向前挪动着。这三条腿就是大规模失业、社会福利消减和贫困化。政治家们和出版家们让他穿上新的服装，推上舞台——一会儿说是全球化的牺牲品，一会儿说是富人和超级富人的帮凶，一会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纯粹的代理人。”其实，在德国游荡的“幽灵”决不只一个，而且每个幽灵所长的腿长短不一，个数不等。德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存在很多变数、悬念和前所未有的重重疑虑。

  德国巴滕——符滕堡州前州长罗塔·施贝特（Lothar Spaeth）指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就像动物园中的生活。看守者带来饲料，不管天气如何。几头年迈的狮子蹲成一圈，讲述着古老时期的故事，好像是他们自己获得了他们的猎物。年轻的动物们完全欢欣鼓舞，这一切想必是多么美好。然而，随后年轻的动物们开始咆哮：看守者何时带着饲料来？”（注1）。这说明，人们就像动物园中被人工饲养的“动物”，他们不去自己奋斗，只是等着饲养员来“喂食”。这里说的饲养员就是指的国家。他精确指出：“在福利国家中人民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日益减少的工作兴趣、离开了绩效原则、要求在收入上有更多的平等、对自身发展的可能性采取无所谓态度和对国家提出慢慢的升高的要求。”（注2）

  德国的高福利早已超出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水平，国民收入总量这块“蛋糕”越来越难切割。政府除了依靠高税收来维持无所不包的高福利外，别无良策。高税收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微不足道，私人消费不旺和投资不振，从而使业已低迷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更加举步维艰。

  （三）目前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当年艾哈德所主张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不断朝着背离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使得本来创造了德国经济繁荣和奇迹的社会市场经济虽然名字依旧，但面目已经全非。“实行社会市场经济50年之后的德国：勤劳者遭到惩罚，唯利是图者得到回报——从艾哈德成功模式中已经所剩无几了。经济奇迹之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在的福利国家。”（注3）福利国家决不是艾哈德所追求的目标。

  乌尔里希·霍斯特曼指出：“艾哈德的遗产已经消失殆尽。政治光谱急速向左移动，中间偏右一片空白。女总理领导着一个由联盟党和社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拥有80%的选民。”（注4）需要指出的是，这80%的选民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同艾哈德当年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要求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在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国家干预、效率和公平、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自助和辅助、储蓄和消费、工作和休闲等问题上观点和做法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艾哈德认为，现在德国出现慢慢的变多的“臣民”。他们不再自己负责，而是依靠国家和企业。“德国人寻找安全。他们相信，在安格拉·默克尔那里能找到。人们称她‘亲爱的妈妈’，在她那里人们感到能获得保护，因为她将像法官那样对事物作出判决。在最近几年，我们感觉很好。也许是这样，但在将来是否也仍然是这样，那是很成问题的。”（注5）

  （四）“核心太小，外壳太大”这是德国《明镜周刊》驻柏林分社社长施泰因加特在其著作《德国：超级星的没落》中提出的“核心—外壳”理论。

  “核心”是由发明创新者、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组成的，“外壳”是由那些对经济没有一点贡献的人组成的。现在又猛地增加了上百万大量难民。数量庞大的难民大军使本来已经很大的“外壳”顿时变得更硕大。在德国真正干事的人慢慢地少，不干事的人慢慢地多。这是德国多年来就已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更严重了。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变得更复杂，更加难以解决。

  （五）完备的法律和各项规定既有可使人们有章可循和社会稳定有序的积极一面，同时也有由于法律和规定太多，也就束缚了人们的行动自由，致使经济和社会体制僵化，活力锐减的另一面。

  在德国法律和规定中，必须指出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社会参政和后来长期主政以来在社会福利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定，使得德国迅速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致使人们逐渐失去了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德国人的创新、进取和奋斗精神已不如前。“饥饿感”、“紧迫感”、“创业精神”和“忧患意识”渐渐失去。整个社会变得僵化和没有朝气，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二是德国的劳工市场非常僵化，缺乏灵活性，明显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德国社会中层（中产阶级）逐渐萎缩，社会下层（穷人阶级）和社会上层（富人阶级）明显扩大。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德国社会中层从占人口总数的65.5%降为61.5%。社会下层人口所占比重从17.8%上升为21.7%。社会上层从15.6%上升为16.8%。

  德国出现了特别富有的“孤立于社会大众之外的上层阶级”。根据《世界财富报告》统计，德国人中拥有至少150万欧元财富的高净值个人共924000位，约占德国人口的1%。这些人的特点是大都从过去的企业家和开拓者变成了纯粹的“投资者”。另据统计，1970年的社会全部财富的44%掌握在占人口总数的10%的人手中，2011年10%的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德国全部财富的66%，90%的人拥有社会财富的大约34%。约占德国总人口千分之一的80万人拥有社会财富的15%。德国的上层阶级“既不是领导阶层，又不具备任何道德层面的导向性”，“他们并非促进政治、学术或文化发展的动力”，他们甚至不愿再担负起将其家族企业经营下去的责任。为能更快更多地赚钱，他们不再将资本投资于实体经济，而是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行业。他们正从国民经济的积极建设者转变为消极的寄生群体。

  德国中产阶级基本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特性：有理想，有知识，有能力，勤奋、诚信、认真、负责、遵纪、守时、与时俱进，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

  德国社会下层对政治和教育没有兴趣，不喜欢读书看报， 没有进取心，饱食终日，得过且过，懒惰和依赖思想严重。

  （七）德国人存在五大惧怕。一是怕战争，因为战争给德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最近几年来，美俄两国对峙加剧。美国加紧在俄罗斯周围建立反导系统，对俄形成包围圈。俄感到空前的威胁，于是迅速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战争阴影再次笼罩在欧洲上空。德国人感到恐惧和不安。二是怕失业。德国人认为，工作不仅是收入最重要的来源，而且是一个人尊严的标志。德意志民族性格中一直有“工作带来愉快”和“职业是神圣天职”的传统理念。虽然在德国失业后仍旧能领到足够的失业金，但多数德国人还是宁愿工作挣钱，而不愿失业的。三是怕环境污染，生态遭到破坏。德国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大发展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德国人很注重生活品质。水、空气和食品决不能被污染。四是怕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实际购买力降低，生活受一定的影响。德国人视通货膨胀为洪水猛兽，谈之色变。德国历史上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德国人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欧盟实行欧元后，由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财政收支状况千差万别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时欧元也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德国人也为此感到忧虑。五是怕。应当说，长期来，德国的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是平静的。但最近几年来，中东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大量难民涌入德国，顿时带来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诸如就业、教育、住房和福利待遇问题。在一个很久内，由于民间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各不相同，大量难民是很难融入德国社会的。最近，频频发生，德国右翼力量也日益活跃，这一切都震撼和冲击着德国人的相对平静的生活。有德国学者指出，德国人生活在越来越不安全的环境之中。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第9期：艾哈德的七位人生导师——安德雷亚斯·弗格特、卡尔·特奥多尔·封·艾贝格、阿道夫·君特、弗里茨·施密特

  第32期：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有一定的问题、处理问题的设想（一）

  第33期：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有一定的问题、处理问题的设想（二）

  声明：本文是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网易研究局是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先生“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专栏的唯一供稿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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